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作出了卓越貢獻，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尊重。然而1840年后，中國陷入了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國人民經歷了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從此，推進現代化建設、實現國家統一、建立民主政治、推動文化繁榮興盛、為人類作出自己的貢獻等，注定是中國政治舞臺上一切有責任感的政治組織的崇高使命，這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從歷史合力論角度看，一切代表并實現這個公約數的政治組織就會被歷史和人民所選擇，一切背離這個公約數的政治組織就會被歷史和人民所拋棄，歷史和人民最終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一艘小船誕生了一個百年大黨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一個大黨誕生于一艘小船。毛澤東后來指出，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然而，放置于當時的歷史環境，這不過是一件靜悄悄的小事，以至于參會的一大代表都不能準確記住開會的具體時間。然而，這件小事卻對當代中國產生了“開天辟地”的影響。
1949年，中國共產黨帶領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使中國人民迎來了一個“改天換地”的中國。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共170多人，42人犧牲，約占四分之一；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共55人，15人犧牲，約占四分之一。這組數據只是中國共產黨經歷“苦難輝煌”的一個縮影。
1978年，從“文革”的教訓中走出來的中國共產黨，從解放思想入手，果斷推進改革開放，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迎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歷史時期。40多年過去了，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12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擔使命，整理行裝再出發，帶領全國人民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奮勇前進，中國人民迎來一個“別有天地”的新時代。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成為百年大黨，源于始終如一地肩負時代使命的氣質和品格。這個時代使命，寫進了黨的二大宣言，體現為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寫進了黨的十二大報告，即“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臺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務”；寫進了黨的十六大報告，即“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的三大歷史任務；寫進了黨的十九大報告，即“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
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使命
所謂現代化，主要是指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過程，這個過程包含了技術創新、科技發展、農業商業化、工業化、城鎮化等方面，同時也包括政治體制、法治、思想觀念、管理方法等在內的整體變遷。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經濟發展、技術創新只是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縮影。
1840年以來，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一路艱難行走，摸索從器物學習謀自強。然而，甲午海戰打碎了中國人器物現代化之夢，使不少知識精英斷然選擇走制度現代化新路。戊戌變法、清末立憲運動探索過中國制度現代化之途，卻脫離國情，免不了失敗的命運。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的年輕人喊出“民主”“科學”的口號，希望從觀念上啟迪民智，走向現代化，然而也免不了矯枉過正，掉入把傳統和現代對立起來的誤區。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三步曲被相關學者稱為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行為的“三個層次”。遺憾的是，這三個層次始終是在舊制度的模板上“盤旋”。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文中反復闡述一個觀點：資產階級的貢獻在于實現了社會化大生產，卻把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形成了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不破解這個矛盾，就不可能真正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不可能消解異化，實現自由。為著徹底解決這個矛盾，馬克思恩格斯設計了一條現代化新路：成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一方面，克服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真正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確保消除異化，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毛澤東有一句名言：“防止開除球籍。”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要實現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任務，這一國家戰略目標被寫入黨的八大所通過的黨章。1964年12月21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繪制了建設“現代化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藍圖。1965年三屆人大提出“兩步走”戰略：第一步，用15年時間到1980年，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至20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有一句名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提出了19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條件”，鄧小平還設計了中國現代化的三部曲：“溫飽”“小康社會”“人民生活比較富裕”。黨的十三大對中國經濟建設提出了“三步走”戰略。黨的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戰略，并首次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黨的十六大報告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本世紀頭二十年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大把這個目標修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十九大規劃了2020年至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35年至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兌現時代使命的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
實現國家統一的使命
中華民族從先秦時期境內各民族逐步走向統一與融合，到了清代，中國依然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盡管中國在歷史上經歷了分分合合、朝代更替，“大一統”的理念始終是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政治思想，國家統一始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奮斗主題。
1840年以后的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遭受了多次侵略，被迫向列強割地、賠款。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大聲疾呼“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政之統一、財政之統一”。然而，此后的中國國民黨并不能有效捍衛國家和民族利益、實現領土完整。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傾全國之力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面對侵略者，中國國民黨不能把“一盤散沙的民眾”組織起來，虛弱的財政無力推動國防和經濟建設，工業化基礎薄弱，而且“內斗內行，外斗外行”，這些弱點注定其難以帶領人民成功抵御日本侵略。
中國共產黨早在二大綱領中就明確提出：“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潰退臺灣。依照《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的規定，今天大陸和臺灣盡管尚未統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自1971年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政府。1997年和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別收回香港和澳門，在這兩個地區推行“一國兩制”實踐。在臺灣問題上，從“和平解放”方針走向“和平統一”方針，一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無不期盼早日實現這個奮斗目標。毛澤東曾經指出：“臺、彭、金、馬整個地收復回來，完成祖國統一，這是我們六億五千萬人民的神圣任務。”鄧小平也曾經指出：“中國人不解決臺灣問題會死不瞑目的”“這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2017年8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建軍9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誰都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對于中國共產黨承載的國家統一的時代使命，有不少反對的聲音。比如，“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觀點。大意是，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不存在國家統一的問題。葛兆光教授還介紹了幾種肢解“統一中國”的歷史學觀點，分別是東亞史觀、區域史觀、征服王朝史觀、同心圓觀、后現代歷史觀：（1）一些歐美學者認為，中國國內的地區差異尚且如此之大，不存在中國的“同一性”；（2）二戰前，日本、韓國等地的學者從亞洲、東亞研究入手，重構一個政治想象空間，淡化中國的同一性和統一性，提出“明朝之后無中國”等觀點；（3）臺灣地區學者杜正勝杜撰了“新的同心圓理論”，即以臺灣的鄉土史為同心圓第一圈，臺灣史為第二圈，中國史為第三圈，第四圈是亞洲史，第五圈是世界史，形成臺灣中心論，把臺灣從中國文化認同中抽離出去。如果這些歷史觀在我國港臺地區教科書中廣泛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會越來越淡漠，中國共產黨實現國家統一的正當性就會被“正確”地銷蝕掉。
其實，五千多年的中華民族已經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具有悠久文明史的記憶中國，一個“我者”與“他者”角色不斷變化的文化中國，一個多民族融合的民族中國，一個遭受外來力量侵略而奮起反抗的政治中國。基辛格博士曾經指出：“在歷史意識中，中國是一個只需要復原，而無須創建的既有國家。”中國共產黨必須承擔實現國家統一的歷史使命，在國家統一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沒有退路。
推進人民民主的使命
近代以來，中國人接受民主的理念和實踐一開始就被打上了救亡圖存的烙印，其參照系并非古代中國，而是遙遠的西方。然而，模仿歐美的民主道路，中國人付出了學費卻沒有收獲成功的果實。在汲取前人失敗教訓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與中國政治發展實踐結合起來，成功找到了民主新路——人民民主。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爭得民主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列寧也強調“讓群眾自下而上地直接參加全部國家生活的民主建設”。1940年2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中指出：“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缺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在局部執政時期，無論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還是在陜甘寧邊區政府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膽推進民主選舉和民主政權建設，積累了寶貴的民主執政經驗。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標志著人民政協制度正式確立。伴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正式形成，這是在中國土壤中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選舉民主的真實體現，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在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源頭，體現了經濟自治和政治自治的統一、民族自治和區域自治的統一；寫入1982年憲法并于1987年以后在中國推行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基層直接民主的真實體現，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的推行，都堅持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原則。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指出：“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與民主協商制結合起來，確保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政協是統一戰線的組織，其組織原則主要是民主協商制，政協委員會通過民主協商制把不同界別的“眾意”充分表達出來；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機關，其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人大代表通過民主集中制把不同的“眾意”綜合起來，轉化為國家意志即“公意”，找到并實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做到全國“一盤棋”。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原則，也是黨和國家的根本領導制度，既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也形成統一意志，防止國家治理碎片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在推進選舉民主的同時，大力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不斷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形式。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指出，“自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以實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的旗幟”。
推動文化繁榮興盛的使命
大國治理失敗，首先從意識形態衰敗開始。近代以來，受西方文明沖擊，中華民族的主流意識形態——儒學，空前跌落、一籌莫展，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面對西方的挑戰，傳統儒學既不能成為思想解放的武器，也不能指導現代化運動。中國人民在儒學式微的大背景下先后向西方借來了基督教神學主義（太平天國運動）、社會進化論和改良主義（戊戌變法）、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辛亥革命）以求國家自強和民族自救，結果無一不以失敗告終。
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推動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在延安，毛澤東一邊打仗，一邊讀書；一邊讀書，一邊寫文章。1939年12月1日，他寫下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文章，提出“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發表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提出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發出了文化建設動員令。194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時指出，“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很多好東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中國共產黨最終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積貧積弱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轉變，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偉大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大踏步前進，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大力推進現代化建設，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為實現文化繁榮興盛創造了物質條件。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新時代中國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最新成果，并以這一理論成果指導并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曲阜考察時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實際行動重塑當代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把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踐結合起來，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與五千年的文明底色結合起來，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造性發展中，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與海內外中華兒女一道，共同實現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應該而且一定能夠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實踐創造中進行文化創造，在歷史進步中實現文化進步。”
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的使命
據《禮記·禮運》記載，孔子在與學生言偃的對話中描繪了美好的大同社會。從此，大同理想在中國知識分子頭腦中扎下了根，并與“天下”“天命”情結融為一體。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在中國土壤中誕生的中國共產黨人既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天下情結，也有推進人類的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時代使命。
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到21世紀，“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此后，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沿著“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的目標努力奮斗。
1975年4月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眾議院議長卡爾·艾伯特時指出：“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責任對人類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但現在這個貢獻很少。”1977年10月27日，鄧小平在會見瑞典客人時也指出：“只有改變落后狀況，才能對人類做出比較多的貢獻，那時候大家才會真正相信中國是可以的。”
21世紀的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已經融為一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各國利益和安全緊密相連，彼此互為義務與權利，國與國之間只有加強合作才能實現共同利益、讓世界更安全、更太平，這是當今國際政治的“大本大源”。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指出：“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首次在國際場合向世界提出“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此后，這個概念發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于2017年2月首次寫入聯合國決議。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含義作出闡釋，即“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如果說，20世紀的中國是“改變自己，影響世界”，那么21世紀的中國則是“影響世界，改善自己”。“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大家好才是真正好。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一如既往為世界和平發展作貢獻，一如既往為世界共同發展作貢獻，一如既往為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作貢獻。
